但旋涡过后又是一片宁静。当时唯一的农民组织是彭湃创建的。彭湃是地主的儿子,他改变自己的立场为贫苦的农民而斗争。他在广东东部发起成立了农会。农运工作进展顺利引起了国民党的注意。
彭湃被任命为国民党新设的农民部部长。在他的指导下,1924年7月广州成立了农民运动讲习所。这在中国历史上———或许在整个人类历史上———是第一个以政治反叛为目的训练农民的学校。
彭湃是先驱者,但毛泽东是彭湃所寻求同事中的第一个可共事的人,能施以援手。1924年8月,受彭湃的邀请,毛泽东在农民运动讲习所讲了第一课。他的激情打动了学员,讲习所也更影响了他。他的光临带来一个新的开端,从此较大地影响了中国的未来。
回到上海后,毛泽东的工作不是很顺利。毛泽东在广州与彭湃的合作使他意识到,自己在上海机关里的做法有些不对头。
日常工作方式是一个问题。毛泽东不像其他人那样满足于从文件上了解世界,他不愿墨守成规。有些人常抱怨他的不守纪律,旅途中常常一个人溜走。但这只是一种征兆。
更严重的问题在于,李立三等人嘲笑毛泽东过分热心国民党的工作,简直成了胡汉民的秘书。当孙中山处于肝癌晚期时,风暴乍起。明眼人不难看出,派系复杂、暗怀戒心的国民党人正在策划反共。
然而,毛泽东的眼睛只盯着统一战线,“一切工作都打着国民党的招牌”[28]。在1924年夏他仍然这样坚持。共产党中很少有人同意他的意见。
毛泽东感受到了压力。他失眠了———这是不常有的———健康状况有所下降。他在中国共产党中的地位更加孤立,到1924年底,他离开了共产党总部。同时,他再也不是可以信赖的连接国共两党的桥梁了。
1924年2月回到上海后,毛泽东在这一年中没有发表过任何文章。1925年,他的文章主要发表在国民党的新刊物《政治周报》上,当时他被指定为这个刊物的编辑。
毛泽东虽然在上海,但没有参加1925年1月的中国共产党第四次代表大会。这次会议的气氛是倾向注重城市工作,同时还有对国民党的疑虑。会议结束时发表的公报中,“农民”一词在每次提到时都与“工人”一词用连字号连接起来,好像农民不能够独立存在。
会议结果对毛泽东来说是例行公事,他被赶出了中央委员会。
毛泽东精疲力竭,陷入了困境。在自传中他掩饰了这种紧张,甚至连第四次代表大会都不提。他这样淡淡地对斯诺说:“那年冬天,我回到湖南去休养———我在上海生了病。”[29]
毛泽东善于随机应变,这种技巧使他终生受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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