近,有一堵高齐屋顶、布满了鳞片和扁平苔藓的条石墙,在那墙上,十二年前,还能见到一种堡垒样的图形,是用钉子在石头上胡乱刻画出来的,下方签了这样的字:
普吕戎,一八一一。
这个一八一一年的普吕戎是一八三二年的普吕戎的父亲。
这小普吕戎,我们在戈尔博老屋谋害案里只随便望过一眼,那是个非常狡猾、非常能干、外表憨气十足、愁眉苦脸的健壮小伙子。正因为这股憨气,裁判官才放了他,认为把他放在查理大帝院里比关在隔离牢房里会得用些。
囚犯们并不因为受到法律的管制便互不往来。他们不至于为这点小事而缩手缩脚。因犯罪而坐监并不妨碍再犯他罪。艺术家已有了一幅油画陈列在展览馆里,他照样可以在他的工作室里另创一幅新作。
普吕戎好象已被监牢关傻了。人们有时看见他在查理大帝院里,一连几个钟头呆立在小卖部的窗子附近,象个白痴似的老望着那块肮脏的价目表,从最初的“大蒜,六十二生丁”起直念到最末的“雪茄,五生丁”。要不,他就不停地发抖,磕牙,说他在发烧,并问那病房里那二十八张床可有一张空的。
忽然,在一八三二年二月的下半月里,人们一下子发现普吕戎这瞌睡虫,通过狱里的几个杂工,不是用他自己的名义,而是用他三个伙伴的名义,办了三件不同的事,总共花了他五十个苏,这是一笔很不寻常的费用,引起了监狱警务班长的注意。
经过调查,并参照张贴在犯人会客室里那张办事计费表加以研究之后,终于知道了那五十个苏是这样分配的:三件事,一件是在先贤祠办的,十个苏;一件是在军医学院办的,十五个苏;一件在格勒内尔便门办的,二十五个苏。最末这一笔是计费表上最高的数字。同时,先贤祠、军医学院和格勒内尔又正是三个相当凶恶的便门贼所住的地方,一个叫克吕伊丹涅,又叫皮查罗,一个叫光荣,是个被释放了的苦役犯,一个叫拦车汉子,这次的事又把警察的眼睛引向了他们。普吕戎送出去的那些信不是按地址送达,而是交给一些在街上等候的人,因而警察猜测那里面一定有些为非作歹的秘密通知。加上其他一些蛛丝马迹,他们便把这三个人抓了起来,以为普吕戎的任何密谋都已被挫败。
大致在采取这些措施以后一星期光景,有个晚上,一个巡夜的狱监,在巡查新大楼下层的宿舍并正要把他的栗子丢进栗子箱时——这是当时用来保证狱监们严格执行任务的方法,钉在每个宿舍门口的那些箱子里,每一小时都应有一个栗子落进去——那狱监从宿舍的侦察孔里望见普吕戎正曲腿弯腰地坐在床上,借着墙上的蜡烛光在写什么。守卫跑进去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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